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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改革開放的年代,也是家父趙家璧的“鎏金歲月” | 社會科學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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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如果家父地下有知,知道在他離世二十多年后還有許多的新老朋友與之隔空對談,必定會露出會心的笑容,心懷感激。而當他聽了朋友們的贊美之言,一定會面帶羞澀地說,不敢當,不敢當,過譽了。
      原文 :《家父的“鎏金歲月”——在趙家璧11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》
      作者 | 華東師范大學 趙修義
      圖片 | 網絡


      重情之人


      我這么說,不是胡亂猜測。因為家父畢生以編輯為業,深知做編輯靠的就是作者與讀者。他又是一個重情之人,歷來極其重視與作者、讀者的情誼。我從小就記得,但凡家母親自下廚,做拿手菜,必定是來了哪位作家。在重慶北碚的時候,家境困難,唯一的一次開席,就是請來了章靳以伯伯等八九位嘉陵江對岸的作家、翻譯家。
        


      家父晚年更重友情。記得1973年家父被工宣隊勒令回家休養的時候曾經對我說,奶奶活到了八十多歲,我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要過,不知道回到家里還能做些什么。開始他應一些老朋友之邀,參與了翻譯組的工作,不過,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。他想做什么呢?他曾經開玩笑地對我說,人老了,只能“賣舊貨”了。這三個字到底是什么意思?怎么賣舊貨,為什么要賣舊貨?這個問題,我是自己進入老年之后,才逐步領悟的。人到老年喜歡懷舊,這是人之常情,但懷念什么各不相同。他在香港三聯出的一本書用了《文壇故舊錄》這五個字,就是想表達對那些提攜、引導、幫助過他的長輩與合作過的友人的懷念和感激之情。
        


      經歷了文革的災難,他們之中,許多已經被遺忘,甚至被封殺。那些本該“長壽”的好書已經成了孤本,封存在圖書館的角落里。他想用各種辦法,讓故舊們的勞作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,并得以廣泛的傳播;讓故舊們付出的辛勞,經歷的曲折,在艱難困苦中體現出來的品格為更多的人所知曉。于是他花大力氣,排除許多困難,將《新文學大系》和《良友畫報》影印出版,還把《良友畫報》的影印本推向海外發行。


      晚年得以如愿


      家父在晚年得以如愿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還真做成不少。從大環境來說,應該歸因于他有幸終于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。不久前遇到一位高人,用八個字來描述改革開放的年代:“鎏金歲月,風雨兼程”。對家父來說,他最后度過的二十年,身處改革開放的時代,確確實實可稱為“鎏金歲月”。因為社會不僅給了他很多榮譽,而且給了他實現自己愿望的難得的機緣。撥亂反正讓他重新激發了活力,青年時代的創造力想象力又一次被激發出來了。他同以前的老領導,后來的好朋友羅作風同志一同發起了“編輯學”,策劃了編輯學的叢書,還同北京三聯的范用先生一起探索加快出版流程的辦法。
        


      改革開放帶來的活躍的文化氛圍使19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有了爆發式進展,給了他新的動力,也為他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史料。他也有機會到北京等地開會訪友,開闊了眼界。思想解放帶來的自由氛圍,將文革期間積累的恐懼一掃而光,大家都敢于面對真實,包括真實的歷史,相互之間也能真誠相待。這就使他有機會有可能與昔日的老友、昔日未得有機會謀面的作者敞開心扉地見面交談,互相通信,一起回顧往事。不僅發現許多以前未知的故事,而且得以厘清一些往事的真相。比如他同丁玲會面交流,終于搞清楚了當年魯迅為什么要關照他把《母親》一書的稿費分幾次寄往湖南老家,以及丁玲的另一本小說集《意外集》的編者到底是誰。這樣,他寫回憶錄的時候有了可靠的依據,免除了個人記憶可能有些許不準確所帶來的顧慮。這些歷史事實的厘清對他來說是比金子還珍貴的。同時,他也有幸結識了改革開放年代涌現出的一批新進學人,從他們身上感受時代前進的步伐,也得到了他們許多非常具體、周到的幫助。沒有學界新進的熱忱相助,他是不可能寫成幾十萬字的回憶錄的。
        
      舒乙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,題為《趙家璧的兩個高峰》,說1930年代的“良友”和抗戰勝利后的“晨光”是家父最有活力的年代。我覺得需要補充的是,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家父的“鎏金歲月”。沒有這段“鎏金歲月”,以前的兩段即使是“高峰”,或許也只能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。如若地下有知,他一定會說,改革開放真好,晚年遇上了改革開放年代,老夫有福了。


      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639期第8版,未經允許禁止轉載,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,不代表本報立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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